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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字的她 印了四年抗战报

本文标签:识字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报纸

抗战时期曾当过印刷工的孔宪治老人

孔宪治老人曾用来扫盲的小字典,出版于1951年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8月25日上午,中石化山东济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卫平带着对老干部的敬仰之情,专程来到公司抗日时期离休干部孔宪治老人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这次慰问让很多人知道,石油公司还有一个幕后英雄。现年88岁的孔宪治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用手中的报纸书籍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抗战”。就在沂蒙老区,孔宪治所在抗战队伍在后方印发报纸、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全民抗战。为躲避日本人的扫荡,他们背着沉重的机器与敌人周旋。日前,孔宪治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参与的抗战故事。

全家多人参加革命 当时算是进步家庭

我1927年出生在沂水孔家村,是个非常偏僻的小地方,村里有一二百户人家,属于丘陵地貌,一下雨水渗不到地下就会涝,几天不下雨就会旱,所以年年收成不好。麦子收不上来,很少吃面,只能种花生和地瓜。

我们家有七个孩子,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几乎都参加了革命,当时算是进步家庭,主要都是受我哥哥进步思想的影响。

哥哥比我大八九岁,早先去了沂水城里上学,类似师范学校,离家30里路,每周回来拿一次饭,教我们识字,那时我还小,没学好。哥哥1938年参加革命运动,解放后也来到济南,去过省博物馆,最后去了省政协做副秘书长,前两年去世了。

抗战时,我们家是日本人清查的重点,我母亲也是地下党员,村里的妇女会长,思想很进步。她总是不承认村里有共产党,先稳住日本人,使眼神让几个小孩去通风报信。后来经受不住日本人抄家,就用石头将大门垒死,家人分散到各个亲戚家去住,甚至还到庄稼地里的窝棚去住。

当时有革命队伍驻扎在我家,还记得其中有个南方人叫杨光,常去做解放妇女的工作,让她们放脚。当时的女人遵循“三从四德”,基本都裹小脚,在家里也没有地位。组织派来人解放封建思想,很多女的觉得羞惭,不好意思接受。我们家就好一点,女人都很大方。

两个姐姐1939年也出来革命,从此各做各的事,联系很少了。三姐建国后做了济宁民政局副局长,四姐在上海,她们的对象都是在抗战中结成伴侣的。1941年我也走了,走时很自然,跟母亲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带。到了区里,哥哥还出来给了我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床被单。就这样我出了村,跟其他庄的十几个人集合,去了沂南。

为了不被鬼子发现 印报机器拆了再装

加入抗战队伍后,我在后方的一个印刷队工作,记得当时叫鲁中报社,和现在公开出版报纸等不同,我们必须完全对外保密,不敢去村庄里驻扎,而是隐蔽在周边一个个小山沟里。而且每个班组都要分散开,不能集中在一起,所以我和很多同事互相之间几乎不认识。

那时的印刷工序也称得上艰苦,有一种是铅印,印报的机器是手摇式的,女的根本弄不动,而且是活字印刷,有字盘。新闻稿传过来之后,就对照着把字一个个地挑出来,然后打版。还有一种叫石印,把字刻在石板上,然后拓印。因为无法用电,只能用手工,印出一张来就很费事。哪跟现在一样,完全自动化地就出来报纸了。

那时的纸张也很稀罕,质地很粗糙,不是麦秸就是桑树皮,桑树皮还好一点,筋道有劲。纸的来源我并不知道,总会有人通知我们去搬已经运过来的纸,运纸的工具是跟村民借来的扁担。由于纸的质量不好,印刷时很容易出现字印不上的情况。我那时只负责最后一道工序:装订。把一摞纸叠起来,不能错位,为了对准,我就踩在压纸的木头上使劲踩住,再用刀裁切。

当时我对象也在这个印刷队中,他比我早两年参加工作。脾气有点急,用刀裁切时对不准,就把刀往案板上一剁。那时的东西多么珍贵啊,每个人都不想浪费一张纸。大家也很齐心,都遵守纪律,我们也是部队化管理,每天一起上操、跑步,有自己的口令。为了不暴露目标,常常是白天印刷、装订,晚上搬运。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没有规律的,干完就结束了。

我们不只印报纸,也印书、海报、宣传单等,发挥着上情下达的作用。在行军转移时,比别的队伍困难的是,我们要搬着沉重的机器和工具,为了不被鬼子认出来,常常是先把零部件都拆下来,到了目的地再重装。有时印刷还会躲在村民的地窨子里,或直接挖个大坑,上面罩上树枝什么的。敌人来了之后,人出来,东西还留在里面,不容易被发现。

行军途中滚下山坡 蒺藜扎了不敢出声

不管下雨下雪,部队行军基本都在晚上,那时还发起了“打狗运动”,因为要保持绝对隐秘,在狗不叫鸡不鸣的时候才能动身。寒冬腊月天过河时,腿被冻得疼,落下了病。一次过河时,我脱了鞋,手里还拿着别的东西,一不小心一只鞋就被水冲走了,于是我只能穿着一只鞋继续跟队伍走,脚上裂了一个大口子。

山沟里都是羊肠小道,磕磕绊绊,车根本没法通过。人过去也困难,有次我拿着东西就滚下了山坡,被蒺藜扎了也不敢出声。还有个晚上我和一个妇女出去埋藏东西,一不注意踩到了泥土松软的地窨子,掉了下去,另一个人找不到我,我也不敢大声喊,怕招来敌人,在里面呆了一宿。那时都是轻装上阵,发被子的没有大衣,发大衣的没有被子,只有一套衣服,否则就是累赘。房子少,什么猪圈、羊圈收拾收拾都能住下来。但大家都谨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破坏了东西要赔偿,态度要和蔼。毕竟八路军刚去的时候村民也不太信任,慢慢就好了。

这样的转移,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概有七八次,基本都是走一个晚上,第二天休息。也会遇见日本人。有次鬼子来村里扫荡,队伍分散到别处,我因为年纪小,被留在了一户村民家里,当时屋里都是些妇女和孩子。鬼子把人一个个地从屋里揪出来,我偷着把身上仅有的两毛钱塞到草席底下,自觉地脱衣服让他们检查,出门时脑门上还被日本人的枪托子狠狠打了一下,落下一个大疙瘩。

还记得当时,村长还扎着清朝辫子,日本人使劲揪,揪出了血来,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被脱得光溜溜的。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被日本人问是不是八路,他听不懂,他母亲在一边哀求:“皇军饶了我们吧。”日本人不管不顾,上去用枪托子乱打,男孩就这样被打死了。

到济南后开始扫盲 才看懂报纸说的啥

1945年鬼子投降,普天同庆,那时我在沂水,队伍已经安顿了下来,从暗处转移到明处。住在村民的房子里,有食堂,机器也不用到处藏了。后来我们还转移到章丘、博山,又去了临朐,最后到了济南。

解放后,我和我对象都来到了济南出版局的印刷六厂继续工作,然后就结婚了,生了一男两女。1951年被分到了石油公司,一直到现在。1948年刚来济南时,这个城市的路面还是石头铺的,路上有黄色的路灯,但隔很远才有一个,晚上也得走黑路。像一些大商铺,瑞蚨祥、宏济堂什么的,门口亮着大灯。在院前街那边,有市里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如今车这么多,楼这么高,变化太大。

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活下来的人现在也没了不少。我当时的战友,因为解放后去了全国各地,基本都没了联系,应该都去世了。想想过去,现在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我本人并不识字,虽然印报纸,报上讲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当时就是凭着抗日的劲头,知道里面说的是抗战的事儿,我才能坚持下来。

来到济南后开始“扫盲”,学习了1951年出版的字典上的汉语拼音,如今报纸基本能看懂了。平时我喜欢看一些关于抗战的电视剧、新闻,听抗战歌曲,容易勾起回忆。当看到新闻上播日本不承认侵略中国时,我非常不理解,做了就是做了,为什么还要否认呢?不过最近电视上经常播出纪念抗战70周年的节目,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等我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辈人都去世,就没法亲身讲述这段历史了,还希望后人能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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